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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元在豆叩茶厂做活,已是两年光景。三台磨家到江油,老婆带着两个娃守在那头,他自己却像棵移栽不来的老树,根须扎在了厂里。江油离豆叩六十五公里,山路缠在山腰上,一弯接一弯,像是永远扯不断的麻绳。每月那点工资本就薄,德元舍不得掏车钱,回一趟家全靠脚力。一去一返,四天的路,鞋底磨穿了,人也瘦下一圈。工钱多半捎回家填娃娃的嘴,自己能囫囵吃饱,已是老天爷赏饭。 他原是木匠出身,手巧,在茶厂专管修机器。豆叩这地方,山深林密,草木疯长,野物也多。闲时德元就拎出自制的火铳,钻林子打点山鸡野兔,打打牙祭。那枪筒子冷冰冰的,握在他手里却像活物,仿佛一呼一吸都跟着山的节奏。
那是1964年的夏天,豆叩热得像蒸笼。德元刚忙完一天的活路,浑身汗透,工服紧贴在脊梁上,能拧出水。他端一盆凉水,低头洗脸,水珠子顺脖颈往下淌,刚要擦脸,一抬头,猛地瞧见窗外麻柳树上落下一只老鹰。那鹰也不知是飞乏了还是带了伤,在枝头晃了两下,突然一扑腾,竟直愣愣栽到宿舍门口的泥地上。爪子如铁钩般扎进土里,头却昂着,眼珠子钉着麻柳树,一动不动,像庙里泥塑的罗汉。德元心头一跳——太久没沾荤腥了!他顾不得擦干脸,忙从床底拖出火铳,对准那鹰就是一枪。枪声炸响,鹰惊得浑身一抖,歪歪斜斜腾起来,竟没落地,反倒踉跄着往茶厂后山飞。德元觉着枪子儿该是擦中了,拎起枪就追。 茶厂后头是清漪江,水声潺潺,那鹰飞得吃力,像片破布打着旋儿往下坠。眼看要砸到河滩上,它又拼命扇几下翅膀,最后还是软塌塌地落了下去。等德元喘着大气追到滩头,那鹰还没断气,脖子歪着,眼珠子直勾勾瞪着他,仿佛要剜进他肉里。德元心一横,补了一枪。鹰这才瘫软在石子滩上,翅子散开,像一把破了的黑伞。
当天,茶厂就传遍了——“德元打了只老鹰!”山里人打麻雀、捞鱼常见,可打下这等凶物,实在稀罕。夜里,几个相好的工友凑在一块儿,烧水褪毛,把鹰炖了锅汤。肉柴,嚼着塞牙,可众人咂摸着嘴,说这是“山珍”。 可怪事就来了。没过几天,工友还在念叨那鹰肉的滋味,德元却觉着后脊梁一阵阵发酸发痛。起初是隐隐的,后来竟痛得直不起腰。他本是一米七五的汉子,挺挺展展的,如今走起路来佝偻着背,活像七八十岁的老倌。乡里卫生院瞧不出名堂,只得转去江油中医院。一查,竟是腰椎上生了结核,毒虫似的啃着骨头。 人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药汤灌下去不少,身子却一日日瘪下去,枯瘦得像根秋后的柴禾,最后连路也走不动了。儿子还在青莲念初中,媳妇在中坝上班,脱不开身,只好由儿子和一位姓何的工友搀着,一路颠簸送到成都华西医院。那病已入了骨髓,华西的医生也摇头。第二天夜里,德元气若游丝,儿子握着他的手,累得昏睡过去。天快亮时,儿子觉得父亲的手越来越凉,惊醒一看,人早已没了气息。医生来看了一眼,只说是时辰到了。
少年郎背着父亲的骨灰盒,在成都街上寻旅店。可哪一家见了他怀里的匣子,都像见了瘟神,连连摆手。后来有位好心人低声提醒:“拿布裹起来,莫叫人看见。”少年才寻了块粗布,将匣子层层包起,像抱个秘密似的,终于在一家小客栈的角落挨过一夜。第二天,他捧着父亲坐车回江油,骨灰匣子凉凉的,贴着他的胸口……
故事里的德元,是我爷爷。那年成都街头怀抱骨灰盒的少年,是我的父亲。如今,他们都已归于尘土。六十年前的枪声、鹰眼、少年的泪水,都化成了山间的风,轻轻地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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