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绵阳劳务派遣现象观察：劳动者权益保障如何破局？

其宁若泰 · 发表于 2025-9-29 06:36:23

2025绵阳劳务派遣现象观察：劳动者权益保障如何破局？

时值2025年国庆，新中国已走过76载春秋，在法治建设与社会公平的进程中持续迈进。然而在四川绵阳，从长虹、京东方、海立等上市公司，到同成智能等初创企业，将人力资源需求转包给劳务中介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引发公众疑问：明明《劳动合同法》等政策明确要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失业保险，为何企业仍倾向于通过劳务派遣规避义务？难道采用劳务派遣就能“合法”不缴社保？地方政府的监管为何未能完全杜绝此类问题？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中资本效率与劳动者权益的深层博弈，需要我们以理性视角剖析成因、探寻破解路径。

一、劳务派遣盛行：企业选择背后的现实逻辑

无论是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还是处于成长期的初创企业，选择劳务派遣模式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成本控制、风险规避与效率提升的多重考量。

从成本与风险角度看，直接用工模式下，企业需承担社保缴纳、工伤处理、劳资纠纷调解等一系列责任，人力管理成本高且法律风险集中。而将人事需求转包给劳务派遣公司后，企业可将社保缴纳义务、工伤赔偿风险、人员解聘纠纷等转移给中介机构，显著降低管理时间与资金投入。尤其在绵阳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订单波动导致用工需求季节性变化明显，劳务派遣能让企业根据生产淡旺季灵活调整用工人数，避免淡季“养闲人”的资源浪费，这对利润空间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尤为关键。

从效率层面分析，专业劳务中介拥有更成熟的招聘渠道、更高效的人员筛选机制，能快速填补企业用工缺口。对于自身缺乏专业人力资源团队的初创公司，或因业务扩张急需大量普工的制造企业，劳务派遣模式可节省招聘时间成本，保障生产经营的连续性。这种“专业事交给专业人做”的思路，成为许多企业选择该模式的重要推手。

二、监管困境：地方治理中的“两难”与法律缝隙

公众感知的地方政府“默许”，并非简单的监管失职，而是多重现实因素交织形成的治理难题，核心集中在法律执行漏洞、地方发展压力与维权成本失衡三大层面。

在法律执行层面，《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仅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且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需对劳动者权益承担连带责任。但实践中，“假外包、真派遣”的灰色操作普遍存在——部分企业将核心岗位业务打包“外包”，却仍直接对员工进行考勤、考核、工作分配，刻意模糊“用工单位”与“外包合作方”的法律界限。这种操作让劳动监察部门难以精准认定劳动关系，给监管带来极大挑战，形成“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困境。

从地方政府角度看，监管决策始终面临“保就业”与“护权益”的两难。绵阳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需通过稳定企业经营来保障税收与就业岗位。若对劳务派遣采取“一刀切”的严格监管，可能导致部分利润微薄的制造企业外迁，反而引发失业风险。此外，劳务派遣员工流动性强、劳动关系跨区域（如劳务公司注册在外地，用工在绵阳）的特点，也造成监管信息壁垒，增加了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执法的难度。

更关键的是，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的严重失衡，加剧了问题的蔓延。对不规范的劳务公司而言，不缴社保“节省”的成本远高于可能面临的罚款；而劳动者尤其是基层普工，往往因法律意识薄弱、担心维权后失去工作、维权流程耗时费力等原因，即便权益受损也选择沉默。这种“企业违法成本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的现状，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行为的持续存在。

三、关键澄清：劳务派遣≠无需缴纳社保

面对公众“劳务派遣是否可以不缴社保”的疑问，必须明确一个法律常识：劳务派遣绝不是不缴社保的“挡箭牌”。

根据《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被派遣劳动者的法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工单位（如长虹、京东方等企业）需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包含社保费用在内的服务费用，且对劳务派遣单位的社保缴纳义务负有监督责任。实践中，部分企业与劳务公司合谋截留社保费用、不缴或少缴社保，本质上是违法行为，而非“合规操作”。劳动者若发现此类情况，可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相关企业与劳务公司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四、破局之路：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

解决绵阳劳务派遣领域的问题，不能依赖单一政策调整，而需从法律完善、监管强化、企业责任、劳动者赋能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

1. 完善法律细则，强化监管效能

核心是细化“三性”岗位认定标准，明确“假外包、真派遣”的法律界定，消除模糊条款带来的监管漏洞。同时，需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将不缴社保、违法派遣的行为纳入企业信用黑名单，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建立“劳动监察+市场监管+税务”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打通地区间监管信息壁垒，实现对劳务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的全链条监管，让违法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倒逼合规经营

探索建立“用工单位连带责任强化制度”，明确即使用工单位选择了有资质的劳务公司，若劳务公司存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用工单位也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倒逼长虹、京东方等用工企业谨慎选择合作方，主动监督劳务公司的社保缴纳、工资发放等行为，从源头减少违法风险。同时，可对合规用工、保障员工权益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正向激励，树立行业标杆。

3. 赋能劳动者，畅通维权渠道

政府与社会组织需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宣传，通过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升劳动者尤其是基层普工的法律意识，让其知晓自身权益与维权路径。同时，简化劳动仲裁流程、降低维权成本，设立专门的劳务派遣维权热线与快速响应机制，让劳动者“维权有门、投诉有果”。此外，应支持工会组织进入劳务派遣密集的企业，帮助劳动者组建工会，提升集体谈判能力，改变“单个劳动者对抗企业”的弱势局面。

4. 推动产业升级，跳出“低成本用工依赖”

长远来看，地方政府需引导企业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例如，支持绵阳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减少对低技能临时用工的需求；同时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创造更多稳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降低劳务派遣的市场需求。

五、理性看待：发展中的问题需以发展的思路解决

客观而言，绵阳劳务派遣领域存在的问题，并非新中国制度本质的缺陷，而是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缩影。它反映了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资本效率、用工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尚未完全平衡的现实。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杭州等地区已通过强化监管、完善制度，有效改善了劳务派遣领域的乱象，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绵阳作为区域经济重镇，在保障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在逐步加大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这种改变虽需时间，但方向明确。我们不能将发展中的问题等同于“制度性缺陷”，更不能忽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从无到有的社保体系、不断完善的劳动法律、日益畅通的维权渠道，都是社会进步的有力证明。

2025年的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公平与规范，既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解决绵阳劳务派遣领域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需担当“公平守护者”的角色，平衡发展与公平；企业需摒弃“低成本竞争”思维，承担社会责任；劳动者需主动提升法律意识，学会维护自身权益。唯有多方协同、久久为功，才能让劳动力市场真正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劳动者体面工作”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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