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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时代的本文作者赵敏 (摄于1970年)
那时许多人家里只有一本书,就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小学四五年级,我将“老三篇”倒背如流,也把一本旧得发黄的《青春之歌》读得烂熟于心。母亲早年从家乡四川江油县下放到剑阁县白龙区中学任语文教师,这时全国停课闹革命,她被发配做已封闭的图书馆管理员。白龙中学校长去北京开过“群英会”,这所学校不同凡响,藏书亦颇丰。比我大七岁的哥哥经常闹头疼,只要母亲将一摞旧小说放在他的枕边,哥哥的头立马不疼了。终于轮到我了,一到周末我就闹肚子疼,只要母亲把我反锁在学校图书馆藏书室,我便百病俱除,身轻如燕地穿梭于散发着霉味儿的数千册旧书之中。小学毕业前,我将母亲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差不多都摸了一遍,当然那只能是囫囵吞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护士日记》里“小燕子”追求的那个退伍的瘦长而内向的工场长,奇妙地成了我的偶像。热血的亚瑟变为冷酷的“牛虻”,重逢心爱的姑娘时说“你太白了。因为你爱吃太妃糖的缘故……”这样的对白竟让我哭红了眼睛。有一本书我不记得名字了,女作家挥笔感叹:“我已然如此,如何拔你成王成后?我的孩子!”常想起这句话,在尔后的许多年里,纵然命运多舛,对于我的母亲,对于我的孩子,我都心怀坦然。原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马识途的《清江壮歌》,也是在这段时间读的,有种亲切感,家乡的亲切感。1968年秋季复课闹革命了,母亲重返中学讲台做语文老师,我被转学到父亲工作的四川江油县城读小学五年级,永远离开了那个封闭的散发着霉味儿的中学图书馆。
父亲(继父)不苟言笑,写一手真正的楷书,在江油县教师进修学校做语文教师。他出身于四川广元山区一个做衣服也要将领子布钱省下来买田地的地主家庭,一生节俭勤奋。我们居住的潮湿的石板小屋角落里,堆放着好几摞篾片编织的大箱子,里面全是父亲用于教学的参考书。大多是活页文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应有尽有,原文加注释点评。因为是教学参考书,躲过查抄。我读初中时,父亲被借调江油县新安区中学做语文教师,周末才回中坝城看我,于是这个家就完整地属于我了。如同发现美洲大陆,我一头扎进父亲的篾片箱子……先是《牡丹亭》《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昭君出塞》,至今还记得《活捉王魁》里那个青衣出场时的唱词“月光如水夜色哀……”然后是唐诗宋词元曲,折柳惜别的宋人柳永成了我的梦中情人;将笔记本上的“战地黄花分外香” 偷偷篡改成“人比黄花瘦”;还能把夏天那场太阳雨想像成关汉卿笔下的“六月雪”。
江油教师进修学校原址是“五仙庙”,在中坝北门外的小巷尽头。小巷靠近街边那家的女孩与我是江油中学的初中同学,她的哥哥姐姐是老知青,我总能从女孩那里借来形形色色的旧小说,还一本借一本,源源不断。茅盾、沈从文、丁玲、巴金、李劼人,三四十年代旧文人的长篇小说奢侈到按系列逐一阅读,真该好好感谢那个现在我已想不起姓名的女孩!记得她借给我的一本旧书的扉页上,写着两行漂亮的钢笔字:“祝你们新婚幸福!愿你们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当然不是指他(她)的遭遇,而是指他(她)的心灵。”从此,就是读故事性极强的小说,我也试图从字里行间读出点别样的东西。中国最早的红色记者邹韬奋去苏联的那本采访笔记,也是在那时读的,所谓“红色恐怖”在我青涩的心灵留下印痕。最上心的是巴金的小说,其实最好的是那本《家》,《春》《秋》不过是补丁罢了。但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巴金那本名不见经传的中篇小说《憩园》。巴金原本要把它写成第四部曲《冬》,但写着写着他爱上了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可救药地唱出了一曲“挽歌”。憩园很像契柯夫的樱桃园,是属于过去阴霾也曾温柔过的记忆,也是未来最灿烂也最残酷的期待,很像人类的命运。这个园子承载着一个个轮回。
暑假的一天,父亲学校几个老师的孩子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阴暗而巨大的劳动工具储物室天花板上,堆放着一捆捆旧书,而且都是外国小说,包括世界通史之类!哥哥偷偷爬上去拿了许多外国小说回家看,我跟在他身后“淘”,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就是在那时偷读的。父亲一位同事的女儿与我同龄,从乡下来,被叔叔阿姨们戏称为“拉米发”(音符“634”),与她的名字谐音。初中入学考试她把“珍宝岛”写成“珍宝鸟”,把“洁齿爽口”写成“洁齿夹口”,改卷子的正好是她父亲的同事们,传为佳话。“拉米发”不久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她也一头扎进劳动工具储物室,搭一架梯子爬上天花板,一批批一捆捆地把这些外国小说直接搬到北门口的废品收购站,卖了不少钱,买了水果糖炒瓜子之类。公开地,堂而皇之地,谁让她是“拉米发”呢!
再后来解禁了,改革开放了,我的“白皮书”时代结束了。
“白皮书”于我,像粥于安徽饥民。女作家陈丹燕说。
“白皮书”于我,像巴金笔下那个“园子”与“我”。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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