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旗倒之后

本主题由论坛美编于 2025-12-21 08:30 审核通过

**第二章：旗倒之后**

成英不再说话了。

不是哑了，也不是病了，是她的“我们”没人听了。

张书记下葬后的第三天，村委开了个会，没通知她。新任妇女主任是个三十出头的姑娘，大学毕业生，戴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却把“妇女权益”“乡村振兴”讲得头头是道。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部那台老广播修好，不再放《东方红》，改播天气预报和防诈骗提醒。

成英坐在自家门槛上，听着那清亮的女声从喇叭里传出来，愣了好一会儿。她手里攥着一把玉米粒，是准备喂鸡的，可鸡来了，她却忘了撒。

“妈，鸡啄你鞋了。”她小儿子从屋里探出头，笑着说。

她低头看了看，一只芦花鸡正用喙啄她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面上还绣着半个红五星——那是她当妇女主任时，自己一针一线绣的，说是“革命传承”。

“滚开！”她突然吼了一声，把鸡吓得扑棱着翅膀跑了。可吼完，她又怔住，慢慢弯下腰，把玉米粒撒在地上，轻声说：“吃吧，吃吧……现在没人管你们了。”

她老了。七十八岁的人，背驼得像张弯了的犁。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紧巴巴的小髻，用一根铁夹子别着。脸上的皱纹不是一道道，是一层层，像被风沙吹了半辈子的土墙，裂了又裂。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烧火、煮粥、喂鸡、扫院子。她的院子不大，三间土屋，一间柴房，一个猪圈——猪早不养了，改成放农具。她扫地特别认真，连屋檐下的蜘蛛网都要用竹竿挑了，仿佛还在迎接上级检查。

可没人来检查了。

以前，她总以为“上面”会来人，会问“成英同志在不在？”会听她汇报“妇女思想动态”。她甚至保留着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里面记着“某月某日，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参会人员十七人，发言积极者三人”——最后一条记录，停在2002年12月，张书记还在的时候。

后来，那本子被她塞进了柜子最底层，压着一件没补完的棉袄。

她不再穿蓝布衫，也不再戴红袖章。她穿的是女儿从城里带回的旧毛衣，灰扑扑的，领口松了线。她也不再“表态”了。村里开大会，她坐在最后排，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块手帕，一动不动。有人喊她：“成英婶，你说说？”她只是摆摆手：“我老了，不懂这些新政策。”

可她真的不懂吗？

我见过她夜里点着灯，戴着老花镜，一页页翻《农村政策读本》。那书是村委发的，她翻得仔细，还在旁边用铅笔画了道道。她儿子说：“妈，你认字不多，看这个干啥？”她没说话，只是把书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她不是不懂，是不敢说。

她怕说错。怕一开口，又被人说“你当年可不是这么讲的”。她更怕，没人听。

可日子总得过。她开始学着种菜。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了白菜、萝卜、辣椒。她种得认真，一锄一锄，整得平平整整。她还养了十几只鸡，每天捡蛋，攒够一筐就让儿子骑摩托带到镇上去卖。

“卖了钱，你打算干啥？”我问她。

她笑了笑：“买盐，买油，再买双布鞋。这双，底都快磨穿了。”

她说话时，手里正捏着那只旧布鞋，鞋底裂了口，用麻线缝着。她缝得笨拙，针脚歪歪扭扭，像她的人生，总想走得直，却总在拐弯。

有一回，村里搞“乡贤文化墙”，要选几个“老党员”“老干部”上墙。有人提了她名字，说她当年“革命积极”。村干部去问她意见，她坐在小板凳上，低头剥玉米，半天才说：“算了吧，我啥也没干成，就是瞎嚷嚷。”

村干部走了。她儿子不高兴：“妈，你当年多风光，咋不说两句？”

她抬头看了儿子一眼，眼神平静：“风光？那是借人家的光。现在光没了，我就是个种地的老婆子。”

她没说错。

她一生都在借光。借贫农的光，借造反派的光，借张书记的光。她以为那些“我们”能让她站得高，走得远。可到头来，旗倒了，光灭了，她才发现，自己从来不是旗手，只是旗影下的一粒尘。

可尘也有尘的活法。

她开始和邻居唠嗑，不是讲“阶级斗争”，而是说“这白菜该浇水了”“你家猪崽啥时候出栏”。她还主动帮隔壁寡妇看孩子，孩子哭，她就哼几句不成调的民谣，声音沙哑，却温柔。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村路封了。她怕我一个人在村小学校冷，竟踩着雪，给我送了一筐炭，还有一袋自己腌的酸菜。

“老师，你教了一辈子书，别冻着。”她说。

我接过，眼眶发热。这大概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不为“我们”，只为“我”做的一件事。

她走时，雪还在下。她的背影在雪地里慢慢挪动，像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比当年站在土台上喊口号时，更像一个人。

旗倒了，人还在。

她不再喊“我们贫农”，不再喊“我们造反派”，也不再喊“我们张书记”。她只是成英，豆坪村的一个老妇人，喂鸡、晒谷、种菜、唠嗑。

她不再风光，却寻回了点本真。

而豆坪村，也在这种无声的平凡中，真正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