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旗作虎皮的女人

本主题由论坛美编于 2025-12-21 08:36 审核通过

拉大旗作虎皮的女人

豆坪村的斗争寺古庙还在，但斗争寺的高音喇叭早就哑了。

我坐在村口的石墩上，看着新修的水泥路穿过田埂，两旁是白墙灰瓦的新居，太阳能路灯在暮色中一盏盏亮起。几个孩子骑着电瓶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笑声清脆。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战场上的“女将”，之一是我们村的英。

她第一次让我记住她，是1966年的冬天。那时我刚当上民办教师，二十出头，满脑子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那天大队召开批斗会，批斗对象是村里的老会计，一个戴眼镜的“历史反革命”。

人群里，一个女人突然跳上土台，抢过话筒，嗓门像裂开的竹片：“我们贫农！我们贫农受够了！他一个地主崽子，凭什么管我们贫农的账？

她就是英。三十来岁，裹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头巾，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吓人。她一边喊，一边用手指点着台下，仿佛自己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她每说一句，必带“我们贫农”，像念咒，也像护身符。

从那以后，“我们贫农”就成了她的口头禅。不管讨论种地、分粮，还是调解婆媳矛盾，她都要先亮明身份：“我们贫农，最讲理！”“我们贫农，最听党的话！”她不是干部，却比干部还威风。渐渐地，连大队支书都让她三分——不是敬她，是怕她那张嘴。

1968年，造反派成立了。英第一个报名，戴上了红袖章，每天凌晨四点就敲锣打鼓组织“早请示”。她站在台上领诵，声音洪亮。

文革结束，风向变了。造反派成了“闹事分子”，可成英又活了下来。她迅速摘下红袖章，换上一件素净的蓝布衫，天天往村支书张书记家跑。张书记是新上任的“稳定人物”，根正苗红，说话有分量。没多久，英就成了村妇女主任。

她又换了口号：“我们张书记说，要团结稳定！”“我们张书记主张，妇女要顶半边天！”她逢人就说：“张书记信任我，我才敢干。”她把“我们张书记”挂在嘴边，像当年挂“我们贫农”一样自然。她主管计划生育，边干边喊：“我们张书记说了，不苦不累，革命白费！”她从旁人嘴里知道某人怀孕了，就三天两头跑去给长书记告密状。qia都跑骚了！

长书记喜欢她这份“积极”，也用她来制衡其他干部。她成了村里的“红人”，连县里来检查，都点名要听“英同志汇报”。

可长书记一死，她的声音就断了。

那年是2003年，长书记因脑溢血倒在田埂上，当场没了。葬礼那天，英穿了黑衣，站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从那以后，她再没出现在村委会议室，也没在广播里喊过话。

妇女主任的职位被年轻人接了，村里的事由村委会集体决定。英回到了自家那间低矮的土屋，每天喂鸡、晒谷，长坐在门口望着马路上的人发呆。偶然有人跟她打招呼，她只是点点头，不再多言。

我曾问她：“英，你怎么不说话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像蒙了尘的玻璃。她轻轻说：“人走了，旗就倒了。旗倒了，话也就没了。”

我没再问。我知道，她不是沉默，是失去了“我们”这个主语。她一生都在借别人的身份说话，一旦靠山倒了，她自己就没了声音。

去年冬天，我路过她家，看见她蹲在灶前烧柴。火光映在她脸上，皱纹深得像犁过的地。她抬头看见我，勉强笑了笑：“老师，现在……我们老百姓，就图个平安。”

我没纠正她。这一次，她没说“我们贫农”，也没说“我们造反派”或“我们长书记”。她说“我们老百姓”——终于，她把自己还给了自己。

豆坪村早已不是当年的豆坪村。老屋拆了，新楼起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年轻人去了城里，老人守着新生活。英还在，但她的时代，早已结束。

而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谁在台上喊话，而是谁在无声中，把日子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