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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成为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无论是他的同道还是他的对手都对他评价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种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兰格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 米塞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社会主义还不一定能够不要货币，允许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是可以设想的。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所有经济变化都牵涉到各种活动，其价值既不能事先预知，也不能事后确定。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强调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能人为仿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由国家或从事国家事务的人支配资本。这就表明要消灭市场，因为用市场指导经济活动意味着：根据社会各个成员所支配的购买力来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而这种购买力只能在市场上才会被发现。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文章最后指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兰格（Oskar R. Lange）、勒纳（Abba P. Lerner）和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最大遗产在于，这场争论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虽然争论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仍被争论双方逻辑上的严谨和思想上的睿智所深深折服了。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运作的论断不幸言中了，中央计划经济半个多世纪试验的糟糕记录及其失败便是明证。这使我想起了凯恩斯的话，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才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
“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以及在当前的所谓“后危机”时期，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一转型国家中，政府均采取了“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乃至过去已经弃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驾驭经济的做法又在各国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和发展双重变奏曲中的大国，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增速锐降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上2008年以来实际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一种强势政府统御社会的所谓独特“中国模式”正在沿着一种自身演变逻辑而渐进成型。伴随这种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经济的体制模式的渐进成型，在中国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也不断发生，并正在积累，以至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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